“六四”坦克碾人真象

    雨源

    2002年3月23日 星期六

Hu Yaobang, Reform & Death First Students' Movement CCP's Economic Crimes Enlightened Intelligentsia & Petition Movements Second Students' Movement Hunger Strike & Student-CCP Dialogue Martial Law Enaction In Peking June 3rd, 1989: Setup, Framing & Smear Campaign Blood Path From Wukesong to Muxidi Massacring All The Way To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round The "Goddess of Freedom & Democracy" Statute Twenty Minutes of Machinegun Gunfire Post-64 Massacre & Crackdown

Eyewitness Account By Lin Bin - Muxidi Area PLA Insider Disclosure of Death Toll At 31,978 Three Brave Young Men From Hunan Province Eyewitness Account - TAM Square & Surroundings PLA Deployment of Over Dozen Field Army Corps Wu Renhua's Eyewitness Account of TAM Square Eyewitness Account of Tanks Ramming Students PLA Playing Tricks Of 27th vs 38th Corps on 6-6-89 Eyewitness Account of Blood Path by Yi-da-qi History Witness - An Interview with Zhang Jian, square picket force commander

[ last page: june4th_massacre.htm (in English) ]

[ Chinese Language Writings On Massacre ]

 
Robert Marquand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in June 03, 2004 edition, wrote an article entitled "New story emerges of an infamous massacre", which was to play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denial of massacre on the Square. The CCP clandestinely thought that should the Square be cleared of any massacre, then the massacre of the Peking city would become a myth. Indeed, they thought they could get away from it with the acquiesce of the US, Russia and Japan. Henry Kissinger claim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re most tolerant since no government in this world would allow the mobsters to take over a capital city for so long. And, George Bush Sr was certainly eager to send brother Prescott and secret emissary Brent Scowcroft to renew relations with the butchers. A reactionary communist regime, which is bent on destroy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certainly meet the American criteria of "containing so-called Sleeping Lion", i.e., a 1850s policy that passed down from merchant-turned naval general Matthew Perry as well as revived in the US transfer of the Diaoyutai Islands, i.e., Senkaku Gunto [Pinnacle Islands], to Okinawa [Ryukyu] of Japan in 1971.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The China Exception: Russian Communism being wicked, the Chinese are good communists" is an inherent fear of the Yellow Peril, i.e., billion Chinese would actually enjoy real democracy, go to college and develop their intelligenc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like numerous pro-CPUSA publications in WWII, was responsible for China's fall into the communist hands for the propaganda work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s. For example, The Monitor commissioned a series of ten articles under the general title 'Inside the War', with Hugh Dean claiming that "it [KMT] had no mass support and was on its way out. ... wound up by saying that the Communists had won the battle for the minds of the peasants, and ... suggested that this was going to be the decisive factor." Hugh Dean, a graduate of Lingnan University, one of the cradles of the Soviet G.R.U. spies same as Yenching University, passed through HK where Comintern (G.R.U.) agents Gunther Stein and Chen hansheng briefed him as to how to launch the sabotage propaganda work in Chungking. Refer to The Wuhan Gang & The Chungking Gang for the hideous work b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nd etc.)

    【看中国红色铁蹄80征文】“六四”事件已有近12年了，“六四”事件使一批人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倒了霉。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国家的时候，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们。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著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著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著单车，打著大旗，沿著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著北京袭来。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著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著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著，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十二点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抢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著发生的一切，看著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

   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这些剩下的军车。于是，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被点著，我们亲眼目睹著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著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著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著，我们一定要去支援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著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象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打著那面大旗，而我的几个同学是始终都在大旗的四周的。）

   我们骑著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著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著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著。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

   这时的六部口与新华门之间的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不时的枪声加上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长街，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我和同学小王沿著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试著移动，深怕半中间杀出一路军人或扫来一梭子子弹。还算走运，我们没遇到任何意外便到了新华门的附近。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象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一旦有人靠近，肯定必死无疑。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趔趔贴著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我们一见到这么多人，胆子马上又壮了起来，刚才的恐惧也顿时消失了。

   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著帆布篷布。我们一下子都闪到了路两旁。由于长安街太敞，根本无处躲藏，我们只好趴在人行道上或蹲在小树后。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漫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

   这次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著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著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著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著枪对著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著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著手，高唱著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著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著枪对著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著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著，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著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著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著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著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著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著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著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著第一辆停了下来，接著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著，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著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著，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著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著穿过长安街，沿著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著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著手直直地立著，面无表情地看著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著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著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著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著，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著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著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著，我们流著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著木板朝东蹲著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著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ＸＸ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著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著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著我们沿著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著自行车前后围著小卡车，护送著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著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著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著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著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著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著。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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